1954年初，北京中南海西花厅，周恩来主持一场海军建设会议。屋里坐着彭德怀、刘伯承、陈毅、聂荣臻、邓小平等军政领导，海军方面则由萧劲光、罗舜初、方强和周希汉出席。会议讨论的不是一场战役，而是一张花钱巨大的海军建设蓝图。 轮到周希汉发言时，他没有只讲舰艇数量，而是把舰艇、飞机、岸防火炮、修造船设备、学校建设和技术人员培养，一项项拆开说明。话说得很细，账算得更细。邓小平听完，笑着打趣：“很会讲价嘛！” 这句玩笑背后，其实是国家财政的现实压力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百废待兴，工业基础薄弱，海军装备大多需要从国外购置。周希汉提出的五年计划，按原有三年供货协定，再增加两年订货，经费约需十二点六万亿元旧币，数目并非随意开出，而是经过多次压缩后的结果。 有意思的是，这位被称作“海军专家”的周希汉，1952年以前长期在陆军系统工作。他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，后来担任过第十三军军长，熟悉的是山地作战、运动战和大兵团指挥，舰艇、雷达、潜艇这些知识，原本并不在他的经历范围内。 他真正受到重视，和一次战场上的“自信”有关。 1940年8月20日，百团大战开始，八路军一二九师负责破袭正太铁路。周希汉被安排担任左翼纵队司令员，但这个临时纵队没有配齐政委、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。邓小平问他能不能挑起担子，他回答得干脆：“能，三个团的政委，都是我的政委。” 这份果断当然有可取之处，也暴露出性格上的锋芒。周希汉有才气，反应快，敢担责，但有时显得过于自信。1949年任第十三军军长后，邓小平曾直截了当地提醒他，领导上有意压一压他的职务，就是要磨掉这股傲气。 邓小平的话并不客气：“这个缺点，改得掉也得改，改不掉也得改。”在战争年代，指挥员的个人判断可能带来胜利；进入现代化建设阶段，单凭经验和胆量就不够了。尤其是海军，涉及技术、工业、财政和国际协作，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只靠个人威望推动。 周希汉后来选择海军，正是看到了这种变化。1949年底，人民解放军准备继续解决沿海和岛屿问题，却受制于船只不足，许多作战设想难以实施。这件事使他明白，建设海军不能只等到战事临头再想办法，必须提前建立舰艇、航空兵、岸防和造船工业体系。 到海军后，他从头学起。罗舜初曾提醒他，过去在红四方面军、三八六旅和第十三军积累的许多经验，不能原样搬到海军。周希汉便把大量时间用在读资料、认装备、查性能上，连舰艇吨位、动力、武备以及适用任务，都逐渐做到熟记于心。 真正难办的，是懂得装备之后仍然买不起。朝鲜战争期间，国家建设重点偏向空军、炮兵和装甲兵，原计划用于海军的部分资金也作了调整。1953年6月4日，中苏签署海军三年订货协定，但中央又要求压缩军费，以保证工业建设和外汇收支。 萧劲光认为，海军不能因经费紧张而停滞，便让周希汉重新研究方案。周希汉明知国家困难，仍把海军需要讲清楚：若三年计划继续削减，已经建立的学校和训练体系都可能难以维持。所谓“狮子大开口”，并不是不顾国情，而是要为一个新军种争取最低限度的发展空间。 会议上，邓小平从国家整体计划出发，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，国家机构经费必须控制在财政支出的合理比例内，军费增幅也有明确上限。黄克诚进一步说明，各兵种的建设项目加在一起，资金缺口已经很大，不可能只满足海军一家的追加要求。 周恩来听取各方意见后，作出取舍：五年建设计划应以中苏三年订货协定为基础，先把已经确定的装备落实下来，暂不增加新的两年订货。周希汉虽然失望，却没有争辩。对他而言，这次会议更重要的收获，是学会把部门需要放进国家全局中衡量。 散会时，周恩来特意叫住周希汉，问他去没去过苏联。得知他没有出国考察，周恩来称赞道：“没有专门学过，能掌握这些，更难得。”随后又提醒他注意休息。周希汉没有因为一次计划未获全部批准而退缩，仍继续参与海军装备和造船工作的推进。 1955年，周希汉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。此后，他长期参与海军参谋、装备和造船事务。1969年，国防工业设立造船领导小组，周恩来明确表示，熟悉海军业务的周希汉不能缺席。那时摆在他面前的，已不只是几艘舰艇的采购，而是科研、生产、试验和配套工业的整体协同。 从陆军指挥员到海军建设者，周希汉走的并不是一条现成道路。他靠的不是海上经历，而是能承认陌生、肯下苦功，也敢在国家财力有限时把真实需求讲出来。那句“很会讲价嘛”，说的是一次会议上的机锋，也折射出新中国建设海军时，需求与国力之间反复掂量的分寸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