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，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（王圆箓） 公元1900年6月22日，是清末。 一个叫做王圆箓的道士在清理莫高窟第十六窟的积沙时，手里的烟锅子不小心磕到了墙壁上，这一磕，直接在墙上磕出了一道裂缝。 王圆箓扒开裂缝，里边是一个不到三米见方的小房间，房间里堆满了经卷，文书，绢画和各种法器。 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敦煌藏经洞，也就是莫高窟第十七窟。 藏经洞里的五万多件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文献，就这样在一个封闭了将近九百年的小黑屋里重见天日。 但随之而来的，是三个至今困扰学界的问题，是谁建造了藏经洞？是谁封存了它？最后一个走出来的人，又是谁？ 事实上，藏经洞尽管叫做藏经洞，但它并不是为了藏经而建的。 可能很多人认为，一千多年前某个和尚或者几个和尚一拍脑袋，说咱们挖个洞藏经吧，于是藏经洞就诞生了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 藏经洞，也就是莫高窟第十七窟，最初的用途，是晚唐时期高僧洪辩的影堂，也就是专门用来纪念他的场所。 洪辩是当时敦煌佛教界的最高领袖，公元848年，张议潮率沙州民众驱逐吐蕃，收复河西，洪辩和张议潮关系密切，在公元851年前后，他被朝廷封为了河西都僧统，负责整个河西走廊的佛教事务。 洪辩在莫高窟经营着很多洞窟，比如第十六窟，第三百六十五窟，第三百六十六窟，根据一些研究显示，这些洞窟都很有可能是洪辩参与或者主持建造的，包括十七窟，也是洪辩建造的，是他为他自己留的身后之所。 第十七窟高大概3米，宽大概2.7米，深大概2.8米，在窟内原本有一座洪辩真人大小的塑像，1965年，研究人员在检查这尊塑像时，发现塑像的背部有一个开口，里边放着一个丝袋，袋里放着的则是骨灰。 这就意味着，这尊塑像不只是肖像，而是兼具舍利容器功能的。 在窟后壁上，绘制有两棵菩提树，东侧树上挂着净水瓶，西侧树上挂着挎袋，树下分别画着执杖的近侍女和持扇的比丘尼，两侧壁面还绘有洪辩的弟子与供养人画像，这是典型的唐代高僧影堂规制。 所以，比较准确的说法是，洪辩为自己死后做打算，建造了第十七窟，而在他去世之后，他的弟子们将第十七窟设置为了纪念他的影堂。 那么，一个几平方米的影堂，又是怎么塞进了五万多件东西的？是如何变成现在我们熟知的藏经洞的？ （洪辩告身碑 局部）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键人物，道真。 道真，是公元十世纪在敦煌三界寺的一个和尚。 当然了，道真不是宗教领袖，也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他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。 当时的敦煌，寺院是非常多的，经书也不少，但问题是，经过几百年的战乱，火灾，虫蛀，受潮，很多经书都残了，破了，有的经书只剩下半卷，有的没头没尾，有的甚至都碎成了一片一片的。 面对这种情况，道真很着急，于是他开始四处寻找那些残破的经书，把它们搜集回来，然后修补完整。 这个事情，道真一做就是几十年。 他在敦煌的各个寺院，各个僧人，各种藏经的地方寻找搜集，谁手里有旧经书，有破损的经书，他都收集起来，收回来之后，道真又组织了一批人来分类，拼凑，补写，装订，您想那个时候没有复印机，没有扫描仪，这种工作基本全靠手工，非常的耗时费力。 在修复经书的过程中，还会产生大量的边角料，比如重复的经卷，已经无法修复的残片，拆下来的封皮，包经书的布套，抄废了的纸张等等。 这些东西似乎是无法再用的“垃圾”，但在道真眼里不是，对道真来说，这些东西也有价值，保不齐哪天还能用上，所以他不打算丢掉，而是要找一个地方妥善的保存起来。 那么，洪辩的影堂，就在这个时候派上了用场。 我们的传统叙事经常把藏经洞的封存描述成一个很戏剧性的事件，那就是，西夏从十世纪末开始向西扩张，剑指敦煌，敦煌的僧人们为了躲避战乱，把五万件经书全都搬到了藏经洞里，砌墙，封存，然后逃走。 这个说法其实很没道理，因为，藏经洞里的东西并不是同一时间形成的。 藏经洞里的文书，时间跨度从公元四世纪到公元十一世纪，内容涵盖佛教经卷，官私文书，儒家典籍，道教文献，契约账簿，练字纸，旧画，残卷乃至个人用品，如果是一次性打包放入，为什么会混入这么多不同性质，不同年代的东西呢？ 所以，藏经洞其实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不断积累而形成的，早在洪辩时期，作为影堂的藏经洞就开始被人们当做仓库来使用，到道真时期，这种使用更加频繁，而道真死后，这种使用也没有结束，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，至少几代人持续，而绝不是流传的，是某一个人在某一特定时间，像埋葬财宝一样创造了藏经洞，把经书放入了藏经洞，最后封闭了藏经洞。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洪辩的塑像被发现时并不在藏经洞中，而在362窟中，因为放的经书太多，已经要装不下了，必须要把洪辩的塑像先移走。 关于藏经洞的封存时间，我们可以从藏经洞中的文物开始入手，藏经洞中，有明确纪年的最晚文书，是北宋咸平五年，即公元1002年，也就是说到1002年，仍旧有人把藏经洞当做仓库来使用，并放入物品。 在这批文书中，还反复